眼下，电视剧《军师联盟》正在热播，剧中司马懿与杨修的斗智让人津津乐道。中国有句话叫“人杰地灵”。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确实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天才经常扎堆出现在某个时代的某个地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学者埃里克·韦纳似乎真的寻找到了一些孕育天才的“普遍公理”。
天才是什么？有时候，天才被用来指智商高的人，但这样的定义似乎过于狭隘，因为很多智商高的人一生都没有什么成就，而“智商平平”却成就斐然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天才”在这里指的是在创新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用人工智能专家玛格丽特·博登对于“创新天才”的定义，他们是“能够想出新颖独特，出人意料且极具价值的观点”的人。
很久以前，就有人在研究“天才学”了。比如19世纪的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他自己的智商接近200，和达尔文是表兄弟。他开创了统计分析、问卷调查、复合肖像、法医指纹等研究，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气象学家之一。
他通过统计学得出的结论认为，天才是天生的，主要是靠基因遗传。同时代的比利时植物学家康多尔对高尔顿关于遗传天才的观点表示反对。他专门写了一本书《两个世纪以来的科学与科学家》，论证天才的决定因素在于环境而非基因。
到了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康多尔的正确性应该更多一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西蒙顿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天才的出现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天才经常不是单独、分散地出现，而是经常扎堆出现，比如公元前450年的雅典，以及公元1500年的佛罗伦萨，就扎堆出现了大量的天才和新观点。这显然不是基因的作用，天才的“黄金时代”的起落，比基因库的改变要快得多。
而在那些“天才之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埃里克·韦纳决定探究一番，这并非易事，因为天才扎堆出现不仅受地点限制，而且还受年代影响，如今的雅典和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截然不同。
他选取了7个历史上天才扎堆出现的地方以及一个现代天才之地，其中有的是大都市，如20世纪初期的维也纳；有的是小城，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有的名闻世界，如古代雅典；有的则相对默默无闻，如19世纪的加尔各答。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雅典、杭州、佛罗伦萨、爱丁堡、加尔各答、维也纳、硅谷，都曾经或者正在见证人类成就的巅峰。
埃里克·韦纳抱着一丝侥幸，希望能在这些城市寻找到天才诞生的蛛丝马迹，同时也探索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可以激发创新，也为人们挖掘自己的创新精神提供实用性建议。
韦纳关于“天才诞生”的普遍公理
天才之地从不是舒适之地
公元前450年的雅典，孕育了西方文明以及科学、哲学等珍贵事物的伟大城市一片混乱。一座地形条件不好的脏乱小城市，四周都是敌人，人民不讲究卫生，历史学家罗伯特·弗拉赛列雷描述说，他们从不刷牙，从不使用手帕，用头发擦手，随地吐痰，常常死于疟疾和肺结核。这不像是能培养出天才的地方吧？
人们对天才之地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这些地方美好得像天堂。实际并非如此。天堂并不适合天才，因为它过于舒适了。用尼采的那句名言“没有彻底击倒你的东西会让你更强大”来解释说，创新是对环境做出的反应。就如同希腊当地复杂的光线造就了古希腊绘画，复杂的地形造就了古希腊建筑，动荡的局势造就了古希腊哲学一样。
天才之地几乎都是城市，但又不会割裂同自然的关系
非洲有一句谚语，“村落抚养孩子，城市培养天才”。的确如此。漫步树林、倾听瀑布时我们会从大自然中得到灵感，吵闹的城市会比安静的乡村更利于激发创造。
但尽管天才大都涌现在城市中，天才的创意却大都来自自然。天才之地不会割裂与自然的关系，生活其中的人们有机会频繁地与大自然接触，比如杭州的西湖、纽约的中央公园、维也纳的森林、东京的皇家花园等等。若一座城市与大自然隔离，必定死寂一片，创意无处激发。
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也是天才重要的特质之一。苏东坡有很多以大自然为主题的诗，他跟雅典人民一样，怀着对自然的憧憬，进而延伸出对科学、对生活的探索。马克斯·普朗克、维尔纳·海森堡、汉斯·贝特等众多伟大的物理学家的灵感都不是来自实验室，而是来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或者是苏东坡诗中的星空，他们都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欣赏发现美好事物”的能力。英国哲学家艾伦·沃茨称之为“惊奇之心”，这是人与动物、聪慧敏锐之人与愚笨之人的差异所在。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天才，才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才
某种程度上，是观众塑造了天才。如果当年维也纳没有那一代精通音乐，甚至对作曲家和乐团极尽苛刻的伟大的观众，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都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的音乐巨人。斯蒂芬·茨威格在《莫扎特传记》中写道：“维也纳最普通的市民也会要求管乐队演奏好听的音乐，就像他们会跟房东要求物超所值的房间一样。维也纳的每个艺术家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他们时时监督着你，毫不留情地催促你，促使你尽全力去创作。”
但“我们”又不能毫不吝啬地给予天才掌声——事实上，是“我们”的鞭策让天才不断绽放光彩。
天才之地常是财富聚集之地，但保持适度贫困对成为天才有益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有个非常形象的总结，所有的文明都建立在金钱的粪堆之上。天才之地通常都在上演关于天才和金钱的各种故事。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是商人和银行家的天下，而那个凌驾于所有银行之上的美第奇家族银行，正是这些伟大的艺术天才背后强大的资助人。
但同时存在的另外一条公理则是，适当的贫困对天才的成长有益。纵观历史，绝大多数天才都处在中层或中上层阶级。他们的钱足以用于追求梦想，但又不足以让他们自鸣得意。挫折让他们更具创造力。人们并不是在条件完美的情况下最具创造力，相反，欠佳的条件往往能激发更强的力量。
对于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条件，最好的例证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但他本人一直过得像个苦行僧，一个面包一壶酒过一天，放弃了友情和爱情。他去世的时候人们在他床底发现了一箱钱，可以买下整个佛罗伦萨。“我在忧郁中感到快乐。”米开朗基罗这样说过。
天才多被边缘化，和大众保持“弱关系”
在天才之地，天才既收获掌声，同时也被边缘化。很多天才都和他们所在城市的关系总是不太融洽，充满摩擦和分歧。苏格拉底对待雅典的感情就像兄长一般，但最后在这里被判死刑；苏东坡在他挚爱的杭州遭到两次流放；弗洛伊德和维也纳的关系并不愉快。
作为进入韦纳研究视野唯一的当代城市，美国硅谷，“弱关系”也是成就其创新人才的关键性因素。“弱关系”中的人往往来自不同的背景，比如硅谷50%的创新公司中会有来自海外的合作者。“弱关系”的好处是让我们不怕得罪任何人来实现我们的创新想法。强有力的关系让我们感觉良好，给我们一种归属感，但这同样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具有强关系的人更容易陷入群体思维的陷阱当中。
